满清定鼎中原以后，朝鲜名义上尊清朝为宗主国，实际上对清朝充满了怨恨。仍然祭祀明朝的皇帝，沿用明朝的年后，以表达对明朝的忠心。朝鲜李朝对满清充满怨恨，而思念明朝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“剃发易服”。朝鲜认为中国已经蛮夷化，应该“反清复明”，恢复中华衣冠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，壬辰倭乱期间，明朝曾派兵援助朝鲜抗击倭寇，挽救了李氏王朝。朝鲜君臣认为明朝万历皇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，绝不能背弃明朝，而对清朝俯首称臣。明亡以后，朝鲜君臣经常祭祀明朝皇帝，以表达对明朝的追思，除给清朝的上表使用清朝年号以外，公私文书一律使用明朝年号，直到清末仍然使用崇祯年号，有“崇祯二百六十五年”的纪年。
韩国万东庙遗址，朝鲜儒林祭祀明朝皇帝的万东庙与朝鲜王室祭祀明帝的大报坛、明朝遗民所建的大统庙作为朝鲜尊周思想的三大建筑。
朝鲜李朝一直未停止其北伐中原的计划，甚至想联合日本、台湾的郑氏一起出兵攻打清朝，日本和台湾郑氏的军队在日本本岛集结，渡海至朝鲜，与朝鲜军队会师，然后挥师北伐，经辽东，入山海关，直抵北京，驱逐满清皇帝，实现“反清复明”的梦想。
朝鲜反清复明的战备开始于孝宗大王时期，孝宗大王1649年—1659年在位，孝宗大王甚至不惜以朝鲜灭国的风险实现北伐大业，还说反清复明是义举，一定会得到上天的保佑，成功驱逐胡虏。他说：“以大志举大事，岂可保其万全也。大义则明，则覆亡何愧，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。且天意有在，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。”
（朝鲜孝宗大王）
为了北伐，孝宗首先采取措施，扩军备战。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。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，全部改编为骑兵。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，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，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。这样朝鲜方面至少可以组成5万精兵，北伐中原。加上台湾的郑氏和日本的军队，十万精锐之师北伐中原应该不成问题。此时，台湾郑氏正积极联络日本联合出师北伐，台湾郑氏联络日本联合出兵北伐，历史被称为“日本乞师”。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，甚至建议“假道朝鲜，出送援兵”，1650年，朝鲜孝宗大王李淏向清廷奏报，以防御日本为由，扩军备战，企图瞒天过海。
（朝鲜李朝军队）
朝鲜扩军备战，其北伐计划一直在秘密状态下进行，清朝警觉到朝、日、南明会联合组成军事同盟对，于是秘密派间谍前往朝鲜核实情况。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来友好，其扩军备战防御日本是假，北伐清朝才是真正的目的，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，罢其用事大臣。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“六使诘责”事件。
后来由于台湾郑氏“日本乞师”的计划未能顺利进行，实行锁国政策的江户幕府对于军事上支援台湾郑氏一贯持否定态度，所以一直对此保持沉默，仅仅允许以贸易等形式出售物资和倭刀等武器，以资助台湾郑氏，台湾郑氏和日本未能联合出兵。
（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武士）
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，“假道朝鲜，出送援兵”，这一计划也有相当大的风险，万一日本假道朝鲜期间，趁火打劫，朝鲜将会面临灾难。
还有朝鲜本是小国，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均有限，组成五万精锐之师，财力上显得捉襟见肘，扩军备战计划一度因财政原因而停滞。
鉴于诸多方面的原因，“三藩之乱”以及清朝统一台湾之际，朝鲜君臣都很谨慎，未介入中国内战。“三藩之乱”之前，日本仅仅给三藩有限的物资支援，也未介入中国内战。清朝平定“三藩之乱”以后，康熙励精图治，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了。乾隆时期，清朝国力达到鼎盛，中原汉族的“反清复明”活动也陷入低潮，朝鲜李氏王朝的北伐计划更加丧失了机会。
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以后，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出现缓和。但朝鲜忠于明朝的心理一直未改变。
1704年甲申，明朝灭亡六十周年，朝鲜肃宗大王自宜春门诣禁苑坛，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。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“大报坛”，祭祀神宗皇帝。“大报”祭祀仪式出自于儒家经典《礼记》郊特牲，是郊天之义，而兼有报德之意。明神宗万历皇帝曾经援助朝鲜抗击倭寇，朝鲜李朝认为，万历皇帝此举对朝鲜有再造之恩。
（《东阙图》中的大报坛）
1749年（乾隆十四年）又以明太祖、明神宗（万历）、明毅宗（崇祯）并享大报坛，并于三帝即位日、忌辰日行望拜礼。这种祭祀活动每年都进行，一直到李朝末年。
（明朝遗民在朝鲜所建的大统庙）
（当然这些祭祀活动，是不可能让清朝知道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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